在美国的郎平曾向她的女儿解释自己，“妈妈以前在中国就像乔丹一样也是打球的明星”。不过，可能她女儿需要长大以后才明白这个“中国乔丹”妈妈，拿了五次排球世界冠军，为什么“只拿过一次‘巨额’奖金，1万元”。当时，最高的奖金获得者可能是袁伟民，肖寿章回忆说，“还是中央特批的，1.5万元。”在自己那本自传里，郎平描述当年，“女排夺冠以后，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

　　其实，女排的这个世界冠军，正常的情况，应当在1980年奥运会上就可以获得。记者在国家体育总局采访，多数人还记得当年徐寅生著名的讲话，“中国女排队离世界冠军只有一步之遥”。这一年由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中国女排的世界冠军因此被推迟了一年。1984年，中国女排第一次拿到了奥运会冠军。

　　有意思的是，洛杉矶奥运会，国家体育总局的老人们回忆，“没有计算过金牌拿多少”。更明确地看，那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任务就是“零的突破”。在中国代表团公布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名单时，《体育报》发表社论，定义中国参赛选手，“展示走向世界的形象”。在这篇社论里，对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现在看起来不仅非常细致，而且已经规定了一段时间中国选手的基本规范，“首先，我们要以顽强拚搏，奋勇进取的精神风貌，努力创造优异成绩，一雪旧中国所谓‘鸭蛋队’之耻，要力争夺冠军，创纪录，升国旗，奏国歌。我们要以比赛中的优异成绩充分反映新中国体育35年来的光辉成就。要把我国人民崭新的道德风貌展示出来，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果。要有高瞻远瞩的广阔胸襟，胜而不骄，败而不馁的泱泱大国之风。要十分注重体育道德，严格遵守纪律、秩序，与各国运动员和美国人民友好相处，互相学习。要在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上热情友好，讲文明，讲礼貌，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我们不只要彻底改变历史上形成的某些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而且要把新中国运动员良好道德风尚带进奥林匹克运动，带进世界体坛”。

　　体育文史专家林淑英分析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10年时间里，中国体育对外交往情况发现：当时我们对外交往总人数为10022人，其中76%是去到苏联东欧国家。“建国初期对外体育交往的重大问题及重要出访活动，都是报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人批准的。”这一局面直到在前苏联方面建议下，才开始改由国家体委直接联系。林淑英的结论是，“(这一时期中国体育)特征之一，服从并服务于开拓新中国外交，服从涉外政治关系需要。”这一功能最为人所熟悉的是中国“乒乓外交”的传奇。

　　当中国重新进入世界体坛后竞技体育快速崛起的发展动力，来自于民族的忧患意识。争取民族独立，振兴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全面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崛起与腾飞是上个世纪民族的中心任务，当然也规定了中国竞技体育基本走向。历史地看，中国竞技体育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而对应的民众，80年代初，中国与韩国在香港的一场排球比赛，中国先输两局后扳三局，北京的大学生由此喊出了“振兴中华”。

　　发现奥运会以及奥运金牌的价值，中国人甚至比自己的邻国要迟得多。1964年日本东京获得了奥运会举办权，专门研究奥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吕树庭分析认为，“日本竞技体育的振兴是政治直接干预的结果。举办东京奥运会，是出于恢复民族自信心和向全世界夸耀战后复兴的经济实力”。即使当时日本，吕树庭观察，“同样有相当的人认为超越了他们经济承受能力。但结果，这次奥运会对日本的政治、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与欧美国家经济至上原则稍有区别的是，亚洲国家，自日本始，奥运会的国家形象推广，更为优先。韩国朴世直记录的汉城奥运会，“(韩国)技术官员还就汉城奥运会心理效果的持续时间进行计算，他们研究了历届奥运会的经验，认为这种效果的持续期为两个月。因此，他们谋略‘科学地’给予国民心理以连续性刺激，使之始终处在上进的气氛之中。”韩国的这种努力，直到2002年世界杯，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得到。

　　后奥运时代及其路径选择

　　东京奥运会后的日本，吕树庭描述说，“70年代中期跃升世界经济大国，80年代初期又成为世界债权大国。”与此相对应的事实是：竞技体育一再下降，1982年亚运会老大的位置被中国取代；1986年亚运会，亚洲第二的位置又被韩国取代。

　　如果分析1964年奥运会日本所获得的16枚金牌，与目前中国境况相对一致，在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上，收获极其有限。其间因果关系是否直接，并无明确证据，但就在那一年，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增进国民健康.体力对策》。研究者郑贺称，“此决定旨在普及体育运动，完成了从竞技体育到大众体育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吕树庭分析认为，“东京奥运会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步入经济大国，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致使体育政策的重点再度转向大众体育，形成了在国家干预下推进大众体育和人们自发地参与大众体育的合流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政治家，还是大众社会心理都不再对国际体育竞技成绩寄予厚望。”

　　这一变化，30年后的结果是，李刚等人在《中日两国大学生体格及身体素质发展状况的对比研究》给出结论：“1995年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与日本国1993年的数据比较中发现，中国男大学生身体形态的平均发育水平低于日本国同年龄学生。比如，20岁中国男学生平均身高为169.90米，而日本国同龄学生为171.83米。”伍绍祖接受采访时，也引用了这一数据，他说，“过去我们把日本人叫倭寇，现在反过来人家比我们高了”。

　　如果日本金牌增加的原因是不是在于学校体育与职业体育成熟尚有待考察，显然美国体育的基本模式就是职业体育加学校体育。姚明向全体中国人示范了美国的职业体育。而凌平教授考察美国大学生体育运动竞赛体制，发现他们(NCAA)最基本的宗旨是，“将校际间竞技体育真正纳入并成为高等教育整体规划的一部分。使学生运动员纳入并真正成为学生会的成员，从而在高校体育运动和职业体育运动之间划清界限”。当然，在他们的规章里，同样也有“与其他职业和业务体育组织加强联系与合作，以推动全国乃至世界性体育运动的发展”。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袁旦研究奥林匹克运动，“顾拜旦所定义的奥林匹克业余运动员，在当时的背景下，只可能是英国贵族一类”。由此来看，职业体育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很恰当的一种选择”。职业体育的目的，在袁旦看来，“并非为国争光，而是一种产业，其功能性目标，就是表演、赚钱。而只有水平越高，越能实现这个目的。职业体育越发达，国家便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增殖，获得金牌。”奥运战略的中国举国体制，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效率。但是，其间问题，郎平比较中美运动员差别，深有感触，“我带明星队，以及在美国大学带队，那些队员，她们一上场就兴奋，不用你说，她们就会抓紧时间做准备活动，你讲什么她都很注意听，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她们从小练球，每一分钟都是父母要付钱的，你今天付给教练是一小时的钱，你就是再累也要抓紧练，过了一小时，没人教你练了。我们中国运动员，习惯了集体生活、集体行动，从小就是供给制，国家养着的，确实比较优越，医生给你配好，饭菜给你配好，洗澡水给你准备好，什么都不用操心，你的任务就是打球。有这样的条件，运动员的独立性相对来说不如国外运动员，也很少有危机意识。你看，所有的外国运动队，队员做准备活动，没有喊着一起做的，只有我们中国队，排好队一起做，可以相互监督着”。

　　有意思的是，作为重要的体育官员，肖寿章带队出国比赛还有另外一层担心。1993年，他作为团长带领中国大学生代表团参加美国布法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次是我国第一次改变过去挑选精兵强将的做法，而以平常心对待，所以我根本没有金牌的压力。但是，我最担心运动员跑了”。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比赛，肖寿章亲眼所见南美国家棒球选手，追球、越过栏杆，爬进等在外面的汽车，跑了。惦记着“展示形象”，当心运动员跑了……“我们又如何能以正常的心态参加比赛呢？”不过，肖寿章也自嘲自己瞎操心，“其实我们的运动员并没有什么人想外逃，至少我带过这么多团出去比赛，没有发生过一例”。有着丰富的中国竞技体育经验与经历的肖寿章，坐在自己家中接受采访，感叹现在的中国选手，“新一代有个性也有自信”。走过中国参加奥运会这20年，肖寿章给记者提供他观察到的变化是：从“讲奉献”到“讲价值”——今年奥运金牌的奖金已经升高为20万元人民币。肖解释说，“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运动员确立个人价值的最高值，以在国际大赛上升国旗，奏国歌为已任。”这种变化，任海则有另外的观察结论，“我们运动员仍然压力很大，过去是政治压力，现在变为经济压力了”。

　　肖寿章从竞技体育与奥运会金牌的角度，感叹体育强国我们弱在田径游泳基础大项。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任海认为是大众体育的发育与发展。伍绍祖回顾自己的体育领导经历，“大众体育，我作为体委领导可能是抓得最多的”，伍稍显遗憾，“但是，仍然没有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