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西方的问题，笔者之前曾有评论，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知识界具有互相交织的多重情结，其中包括：西方知识界长期的批判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居高临下；现代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对原始文明的热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仍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果说西藏问题只是西方知识界和民间在对华认知上的一个侧面，那么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仿徨，则是这次风波的更深背景。七年前北京获得零八奥运主办权时，中国崛起的事实在全球尚未清晰化；过去七年北京奥运申办的七年，恰好就是中国崛起由朦胧走向清晰，而且也是对全球构成重大心理挑战的七年。

　　文章表示，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中国历史缺乏理性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更缺乏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因此伴随经济迅速崛起现实的，是民众心灵世界的荒芜和未开垦。过去七年，是中国迅速和崛起发展的七年，也是中国国内自信膨胀的七年，更是中国和西方关系日渐错综复杂的七年。

　　零八奥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折射出双方在预设立场和期待值方面完全不同的指标。七年前，当西方世界认同中国获得零八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其对中国的内心期待是：中国在未来七年里能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演变，以至于符合奥运的普世价值。但对中国来说，举办奥运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演变的契机，而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迅速崛起的重要机会。

　　中西方对北京奥运的不同期待

　　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也导致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巨大差距，对中国来说—借用中国官媒的语言—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办奥运，目的就是与全世界人民一起高高兴兴地庆祝这一全世界的体育盛事；再加上中国刚刚进入崛起期，因此有意将北京奥运办成“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由此折射崛起期的膨胀情绪。但西方世界的衡量标准却非如此，而是中国是否会如二十年前的韩国，通过奥运走上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之路；再加上西方面临中国迅速崛起，本来就正经历一个极其艰难的心理调适期，因此各种情绪和反应就更难以理清。

　　过去七年，双方虽有内在分歧，但均在遮遮掩掩的过程中走了过来；现在，奥运举办在即，从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毫无政治演化的迹象和意愿，因此对华自然失去耐心；而从中国的眼光看，西方完全不领中国人民的盛情和好意，竭尽挑剔之能事，因此自然倍感委屈，继而对西方产生极度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