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迪凡

　　20世纪早期至今，在不同欧洲摄影师的捕捉之下，从斯洛文尼亚体操传奇人物莱昂·什图克利94岁时在咖啡馆外长椅上表演的双手支撑，到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中国的第一支代表团羞涩拘谨的笑容，在北京歌华艺术馆举行的“欧洲镜头中的奥运”展览上，历史的游丝纠结在250余幅作品中。

　　奥林匹克精神作为

　　运动文化的终极价值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凑巧的是，带着周恩来总理“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赛场就是胜利”批示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芬兰的时候，奥运会已经开始了。然而，由芬兰人和来自其他友好国家的运动员组成的人群还是主动前往赫尔辛基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这其中，就有在同一届奥运会的5000米、10000米和马拉松三个项目上都夺得金牌的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埃米尔·扎托皮克(Emil Zátopek)。照片上扎托皮克被簇拥在中国代表团中间，两位姑娘拘谨羞涩的笑容是那个年代的中国无法遗忘的文化符号。赫尔辛基一别，中国运动员与奥运会的再次约会就要等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了。

　　无法抑制的，莱昂·什图克利就会吸引你的脚步。这位出生于1898年、曾八获世界冠军的斯洛文尼亚体操传奇人物，94岁时还在街头咖啡椅上不逊当年地表演双手支撑的场面，98岁时，莱昂·什图克利还曾经徒步攀登奥林匹斯山。这都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作为运动文化的终极价值。

　　荷兰前世界冠军莫妮卡·维兹波(Monique Velzeboer)则用镜头诉说了奥林匹克坚毅的一面。维兹波曾获得198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短道速滑项目的世界冠军。然而，不幸降临在1993年：维兹波在训练中的一次严重滑倒，导致她高度截瘫，她的滑冰事业也不得不戛然而止。从那以后，维兹波开始了在轮椅上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恢复后，她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激情：摄影。

　　在荷兰人看来，体育运动被视为人们参与社会的一种体现。因此，体育运动中残疾人的参与也同样重要。这种精神被完美地体现在维兹波的“黄金”系列摄影作品中。从2006年起，维兹波开始着手准备主题为“黄金”的系列摄影。她用相机记录了荷兰的12位奥运会、残奥会及世界冠军。

　　在维兹波的摄影作品中，人们看不出健全运动员和残障运动员之间的区别，大家所能看到的是这些运动员的相同特点：富于力量和美感。这种风格正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员所被描绘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维兹波将这些运动员的身体涂抹成金色，回避了正常运动员与残疾运动员的身体差异。对于荷兰人来说，这些冠军都是很好的榜样。

　　慕尼黑那一夜

　　葡萄牙摄影记者爱德维多·加德罗(Eduardo Gageiro)则为我们记录下慕尼黑运动会那一夜。最初的奥运会不仅仅与体育和运动有关，同时也是伯罗奔尼撒半鸟、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岸和小亚细亚各城邦间调解关系的一种方式。举办奥运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争夺领土，而是为了争夺荣誉和奖品，同时象征和谐的火炬一路照亮了前方的道路。

　　然而在1972年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旗帜的红色最后以象征鲜血而告终，玷污了所有其他的颜色。1972年9月5日凌晨，8名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成员翻过奥运村大门，进入以色列代表队驻地，劫持了9名运动员和两名官员。

　　警钟大作，奥运村进入了紧急状态，警察包围了所有地方。只有极少数的目击者向世界展示了所发生的事情。加德罗是其中仅有的两个记者之一，也是唯一的摄影记者。他设法突破了安全墙，目击了事件的全过程。加德罗巧妙地选择了在一个建筑物的楼顶拍摄，在没有闪光灯，几乎完全黑暗的条件下，只用一个镜头抓拍到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突击队员用机关枪威胁以色列运动员登上死亡之机的画面。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代表团出于安全原因提前回国。9月6日，奥运会停赛一天。主赛场上哀乐戚戚，五环旗低垂，全体运动员和教练员向死难者志哀。

　　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一部分的照片提醒我们，奥运会是和平、休战和团结的大会，在火炬向目的地前进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它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