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上，没有一个国家希望自己的运动员服用违禁药品，也没有国家愿意本国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出现药检呈阳性的尴尬。

　　因此，在奥运临近的最后几周，人们对反兴奋剂教育以及检测都将加大力度。据我所知，在奥运会之前，每个加拿大运动员至少接受一次检测，我相信其他很多国家在运动员启程前往北京之前，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而作为主办国的中国，毫无疑问也将这样。最近，中国已经取消了8名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其中包括中国男子游泳队中成绩最优秀的欧阳鲲鹏，这也是为了显示中国履行举办“干净奥运会”承诺的决心。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肩负重任

　　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中国反兴奋剂的力度。直到去年底，我一直是政府与体育运动共同创建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主席。作为前主席，我认为在反兴奋剂机构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中，中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与世界上所有获得WADA认证的实验室一样，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接受了很多严格的考核，才最终获得了证书。WADA会在“考试”中提供各种抽取样本，考察实验室发现违禁成分的能力，除此之外，实验室控制的标准、实验室主任的资格认证以及在兴奋剂领域从事研究的能力也都是考量项目。目前，全世界只有33个实验室获得WADA认证。

　　如此看来，中国可以对其国家检测中心的水平感到自豪，这个检测中心还将在奥运会期间，承担起检测分析所有样本的重任。而这样一个高水平、并获得认证的实验室，也可以给予运动员和观众极大的信心。实验室的高水平还起到了威慑作用，因为那些试图服用违禁药品的人会知道，他们逃过惩罚的概率将非常之小。在今年7月27日至8月24日之间，将会进行4500例检验，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数量。为了应对如此集中的时期内进行这么大量的检测，许多来自于其他WADA授权的实验室主任也会来到北京，观察并协助北京实验室的工作。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检测技术处在不断发展之中，每一年都会变得更加精密。当反兴奋剂规定首次建立时，我们甚至都无法检测出合成类固醇。而现在，合成类固醇不仅仅能够被检测出来，而且还到了百万分之一的精确水平。想象一下，这就相当于一滴管的合成类固醇融入到奥运会标准游泳池，但仍然能够将其揪出！受体阻滞剂、掩蔽剂、人类成长荷尔蒙也都能够被检测出来；同样，输血行为、EPO的使用、血红蛋白氧载体、设计类固醇以及其他成分和行为也都能得以处理。我不想说我们能够检测出任何兴奋剂，但是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目前的技术也能够将人类身体中固有的物质与后天人工物质区分开来。举个例子来说，美国自行车选手弗洛伊德·兰迪斯(Floyd Landis)被发现服用了合成男性荷尔蒙睾丸激素，从而被剥夺了200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称号。

　　尽管兰迪斯组织了一场昂贵、极具攻击性的辩护，国际体育仲裁院仍然判决他服用禁药的罪名成立，并且给予了禁赛两年的惩罚。实际上，兰迪斯的辩护是对整个反兴奋剂机制的一次挑战，他试图用金钱拖垮反兴奋剂系统。最后，他还是以失败告终。WADA一直心甘情愿地在资金上支持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以保证它拥有足够的资源将这场官司一直打下去。

　　政府的参与是反兴奋剂战役的另一力量来源。政府与其下属反兴奋剂机构如果能够动用他们的资源进行调查、研究，并且抓住证据，将为体育机构的努力提供更进一步的支持。因为体育机构是没有权利入室获得证据的。另外，体育机构也只能局限在对运动员进行检测。毫无疑问，与在更广范围内得到服用禁药的证据，例如持有违禁物品，仅仅检测运动员就显得有些缺乏效率了。

　　“国际运动联合会应向中国学习”

　　尽管反兴奋剂的战斗取得了很大进步，仍然还有众多问题尚待解决。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一些国际运动联合会对这场斗争的“三心二意”。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将查出违规者，视为自己与兴奋剂作战的坚定决心的表现，而非是一种屈辱。而运动联合会的看法与中国所信奉的哲学不同，当自己领域的欺骗者被曝光后，很多运动联合会看起来都更在意随之而来的窘迫，而不是抓住欺骗者而带来的胜利感。

　　因此必须让运动联合会明白，他们运动的未来正是取决于是否能够保证竞争是干净公平的，管理者是否能够竭尽全力清除服用违禁药品的骗局。公众也同样应坚持这种原则。运动员、教练和他们的父母亦是如此。如果看到人们情愿进行欺骗，而运动联合会却不愿意出面去阻止这种行为，孩子们可能就会为了成功而被迫成为一个化学药罐子。

　　我希望中国和北京的榜样作用，能够再次强调安全、公平、可敬的比赛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 袁雪 翻译)